吴贯因的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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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作者: 中国篮球世界杯直播   来源:http://www.lxftgs.com    栏目:中国篮球世界杯直播    日期:2019-08-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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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905年,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。他在友人家见到《策论》一文。此文痛斥日、俄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,他拍案叫绝,大加赞赏。该文是15岁的杜国庠写的,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,报国之志。吴贯因主动提出,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。从此,杜国庠在吴贯因的悉心栽培下,进步更快。尤其可贵的是,杜国庠能够在吴家阅读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类进步书籍和刊物,眼界大开,遂接受先进思想。不久,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,仍携国庠于身边就读。三年后,在吴贯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澄海乡贤之倡助下,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之资助,东渡留日。

      1907年,吴贯因赴日留学,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,获政治学士。1909年他负责编辑《宪政新志》。杜国庠写的文章,如《资议局记事》等多篇,都在该刊发表。

      在留日期间,吴贯因还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,成为好友,从此他追随梁奔走呼号,探索富国强民之路。1912年学成归国后,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《庸言日报》和《庸言月刊》,梁任主笔,他当编辑。1913年,梁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,他则任北洋政府卫生司司长、币制厂厂长。

      吴贯因:《宪法问题之商榷》,《庸言》第1卷,第10号。吴贯因说过:“国家为重,而人民为轻。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,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,以殉国家,……,盖国之不存,人民且无所托命,而系论其利益也。”,国权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。

      吴贯因与梁启超都参加到民国初期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大争议之中。梁启超则主张设立平政院作为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,在其为进步党所拟的宪草第81条规定:“行政诉讼于平政院裁判之。平政院之组织及其官吏之任免,依法律所定。”吴贯因所拟的宪草第68条关于此点的规定,从内容到措辞都与梁氏完全相同。

      围绕怎样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创建行政诉讼机制,是采纳大陆法系的二元制,还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,抑或是重点在保持我国固有的国粹,宪草起草者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,大致可分三派:一派是梁启超、吴贯因等进步党人的观点,主张学习大陆法系的做法,在普通审判机构外设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——平政院;一派以王宠惠为代表,主张采纳英美法系的一元制;另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,侧重保留传统整肃吏治的国粹——都察院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阐明了理由,但都不能说服对方,这种情况,使得争议展开。

      在“国有”或“民营”的问题上,吴贯因虽然不赞同“纯然放任说”(即全面的市场调节),但同样也不赞同“极端干涉说”(即全面的国家干预),他认为在普通产业方面,“则官营不如民营”,这是因为:在官营体制之下,一方面“勤劳者与不勤劳者,其分得之利实相同”,所以“执业者必不肯勤劳以从事”;另一方面,“产业既归公有,则执业者必无为公众爱惜资本之心,于是生产费之归于浪费者,将不可胜穷”。

      立宪政体,立法部对于行政部,有课责之方。吴贯因认为,则并立法部对于行政部之课责,无论其关于政治或法律,概以“弹劾”该之。

      1914年吴贯因在“中华书局”任编辑。杂志撰著有梁启超、汤叡、蓝公武、吴贯因、梁启勋等;

      他在《大中华》第1卷第4、5两期发表《中国经济进化史论》一文。《大中华》至1916年3月停刊。

      1916年,袁世凯复辟帝制,他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,揭起反袁的旗帜。吴贯因在《丙辰从军日记》一书中作了这样的描述:1916年3月4日上午10时,梁启超自上海乘日船密赴香港转广西,同行的有汤觉顿、黄溯初、黄孟曦、蓝志先、吴柳隅(吴贯因)、唐伯珊、蒋方震等,(梁等均冒充日人),在日本人的帮助下,乘日本邮船“横滨丸”离开上海。在船上,他蛰伏于船舱最下层锅炉旁的一个很小的房间里,饮食睡眠都在其中,潮湿闷热使人难以忍受。等到夜深人静,才蹑手蹑足偷偷地来到船舷,凭栏远眺和呼吸新鲜空气,感到非常爽快,非常舒服,这使他领悟到“天下之至乐,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。”船上的生活极为艰苦,为了实现反袁的目的,从军往广西,他们只能在苦中求乐。

      1917年秋季,吴贯因的好友李秀升18岁儿子李春涛潮州金山中学毕业,北上到北京,住在吴贯因家里。他依照父亲的嘱咐,以门生之礼拜见了吴贯因。吴贯因早就喜欢李春涛,欣然收他为门生。当时杜国库也住在吴家,李、杜两人一见如故。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,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。吴贯因建议他到日本去留学,他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,多数是爱国的,日本翻译的新知识的书比较多,出版也快,可供学习时选择。李春涛写信回家告诉父母,说依从吴先生的意见,要到日本去留学。其父李秀升十分高兴,他希望春涛成为有出息的人,给弟弟们做个好榜样。翌年9月,李春涛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读书。这一年,彭湃也进入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科,两人是广东同乡,又是同班同学,同住一个寝室,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

      1919年,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。适逢杜国庠由李大钊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,他便让杜国庠住于其家,并任用杜兼编译处编辑。

      严峻的社会现实还表明,中国“非大力兴办新式教育,培植新式人才,无以求存图强”。可以说,“教育救国”是当时社会进步人士的一个共识。有许多潮籍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师范,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教育界,尤其是高等教育部门,致力于新式人才的培养。当时出任大学教授的就有吴贯因、郭任远、黄际遇、蔡翘、方棣棠、黄天鹏等多人。

      1927年弃政从学,任东北大学教育、文学院院长,平民大学、燕京大学史学教授、华北大学校长。

      张学良出任东北大学校长后,1928年8月延聘和新聘一些专家和学者。主要有:数学家冯祖荀教授、化学家庄长恭教授、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教授、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教授和潘成孝教授、留美化学博士余泽兰、纪育澧等。文学院聘请的名教授有:文法专家章士钊、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、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及林损、余启昌、吴贯因(梁启超私人秘书、北平华北大学副校长)、江之泳、李光忠等。教育学院则有留美、英十载的心理学家陈雪屏教授、国学家马宗芗教授、统计学家孙宗钰、历史学家周传儒教授。体育方面有郝更生、吴蕴瑞、申国权、宋君复教授等。

      “东大”的人才制度,吸收了大批著名学者、教授、教育家。一时间,群星荟萃,人才济济。他们办学有方、治学有法,学术水准高,学风严谨。名师名校,东大发展异常迅速。1931年,达到鼎盛时期,全校设有6个学院,下置24个系,8个专修科,在校生两千余人,跻身于全国名牌大学之列。

      1929.12吴贯因发表《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》 东北大学周刊(六周年纪念增刊) 。

      1930年6月1日,他的代表作《史之梯》(一名《史学概论》)在上海联合书店初版,印数1500册。吴贯因是继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而撰写的,在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。《史之梯》划分史学为五大时代,诗歌时代与小说时代均在科学时代之先。

      应用统计学方法对历史上的某些现象进行归纳、统计与量化分析的历史研究方法,其成果形式一般表现为各种统计图谱与表格,是计量史学的先行形态。吴贯因的《史之梯》说:“史家编史,必兼具统计学之智识,其记载世系始不越出科学常识之范围。非然者,其涉及统计之记载,必常陷于错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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